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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冈著名诗人柳忠秧去世

来源:湖北日报网综合    编辑:刘佳    时间:2017-10-30 10:14:05   文章已被浏览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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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诗人柳忠秧去世


  10月28日中午,诗人柳忠秧的朋友圈发出这样一条“讣告:诗人柳忠秧因病于2017年10月27日去世,现定于10月29日(周日)下午16:00,在广州市殡仪馆仙鹤厅举行告别仪式。感恩慈悲!妻子邓丽婷叩首!”并留下联系人及电话。该信息在诗人圈迅速传播,事发突然,引发众人惊愕。记者马上拨通柳忠秧本人的手机,接电话自我介绍为柳的大嫂,“消息是真的。柳忠秧的爱人因为过于悲痛,无法接电话。我代为她接电话。”她提到,柳忠秧身体底子本来不错,“是心机梗塞方面的突发病症。”随后,柳忠秧的好友、诗人周瑟瑟也向封面新闻记者证实,“我也打通了他的电话,他的大嫂也跟我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。是10月27日下午三点突发,未能抢救过来。这个消息令人很难过。”


  谁是柳忠秧?


  柳忠秧(1969-2017),湖北黄冈县人,著名诗人、文化学者,主要从事公益性文化、教育事业,兼任云深书院院长;另兼岳阳楼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文学顾问、中华经济发展交流协会高级文化顾问、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、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;


  代表作有《楚歌》、《岭南歌》、《国骚》、《楚颂》、《天下洞庭天下楼》、《圣美大江》等;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广东省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
  2016年4月15日下午,诗人柳忠秧诉方方名誉侵权终审胜诉。


  4月26日,湖北省文联官网发布通知:根据《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外聘专家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,经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委会讨论决定,柳忠秧同志因聘期已满,不再担任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一职。


  2017年10月27日,柳忠秧因突发心机梗塞去世 。


  “方柳案”曾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


 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,2016年11月10日,柳忠秧向中央纪委中国作协巡视组提交检举信,指责方方在“方柳案”判决后拒绝道歉,藐视法纪,同时指出方方在牵头编写《湖北文学通史》时有违背学术规则的行为,吁请相关执纪部门对其“诫勉谈话”、“停职反省”、“取消文代会、作代会参会资格”等。


  对此,湖北作协主席、作家方方11月28日在微博上发表长文《这世界有多少的无奈———对柳忠秧检举书的回复》,对柳忠秧所诉“罪状”逐一公开回应,她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,面对柳的诬告,“啼笑皆非,也十分无奈”。


  在给中纪委驻作协巡视组的检举信里,柳忠秧写道:“时至今日,方方依然态度嚣张,藐视法律,不仅拒绝删除造谣微博、赔礼道歉,切实履行法律判决,而且变本加厉地毫无根据地指责两级法院的判决‘颠倒黑白’,并强调她的败诉我的胜诉是‘法律遇上了流氓’。”


  同时,柳忠秧指出方方在牵头编写《湖北文学通史》的过程里,自牵、自编、自选、自审,严重违反了学术纪律。


  鉴于以上两点,柳忠秧吁请相关执纪部门对方方的违规、违法、违纪行为做出处罚,具体诉求为:“对方方进行诫勉谈话,责令其停职反省”,“取消方方本月底(26日北京报到)中国文代会、作代会的参会资格”,“免去方方的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、湖北省文学创作类高评委主任、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研究中心主任”等各职。


  柳忠秧去世之后,方方回应:要祝他一路好走


  从2014年开始,作家方方与诗人柳忠秧爆发“方柳之争”曾引发舆论热议。诗人柳忠秧的突然离世,一切争议也都变成了万事皆空。作家方方昨日在自己的微博中对此事做了一个统一回复:“突然不少人给我发微信,向我求证。而我并不认识柳忠秧,也从未见过其人,跟他的朋友亦几无交集,所以无从证实。当年微博不点名批评不过职务行为而已。但据多方人士发来的图片和消息,想来是真的了。唉,五十未满,撒手人寰;于己于人,都是不幸;人死灯灭,万事皆空。无论如何,也要祝他一路好走。”


  柳忠秧去世 诗人朋友:他有孩子气的一面,童心的一面


  与柳忠秧打交道颇多的诗人洪烛说,一开始看到朋友圈里的讣告,还以为是柳忠秧本人在开玩笑,“因为他性格中有孩子气的一面,童心的一面”。


  根据诗人柳忠秧朋友圈的说法,柳忠秧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,喜欢组织饭局,喜欢参加诗歌文化活动。柳忠秧还担任了湖北的云深书院山长。就在今年年初,作为云深书院山长的柳忠秧还来武汉,与湖北问津书院等五大书院山长一起聚会交流。


  诗人祁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刚刚听说柳忠秧去世,太突然,想不到,也许跟他长期超量饮酒有关。柳忠秧其实是真性情的诗人,也很江湖,其为人江湖也就狂放不羁、常会口出狂言,当然会让诗坛中大多数人不太习惯,自然有人不喜欢。但作为写诗的人,他身上的那份放浪形骸、无拘无束,又何尝不是许多诗人心向往之而不己的?为他的突然去世遗憾,愿忠秧一路走好,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行吟诗人的秉性。”


  楚庭是传说中中国广州最早的名字。相传周夷王八年(前887年),楚国国王派人来到今天广州,设置楚庭。现在广州越秀山百步梯东侧,有一个刻着“古之楚庭”的石牌坊,记载了这个传说。土生土长的楚地诗人柳忠秧便如二千多年前的“楚使”,在风云变幻的1992年,踏上了岭南大地,续上千年的缘分,用他的一枝如椽之笔,谱写连接楚粤两地的“文化”桥梁。


  “诗人柳忠秧,诗人柳忠秧啊!”跟朋友打电话时,柳忠秧总是如此对自己介绍。他敢于打一面“诗人”旗帜走南闯北,诗人是他的最骄傲的名号。他行的端,站得直,“我有 ‘四写四不写’原则。”柳忠秧介绍,他笔下写清白之人,不写涉黑、涉黄之人;写抵御外侮,不写兄弟内战;写死去的伟人,不写活着的大人;写悲歌壮歌情歌,不写媚歌、颂歌。


  “汉诗写作有重要两点:第一,诗歌至少可以点亮人性的光辉,温暖的,智慧的,像黑暗中的灯塔,寒夜里的星光,表达不可缺少人性的光辉与良知;第二,诗歌是诗人心灵终极的‘神性追求’,与神同在,神美无言、圣美无追。”正是携着其对中华民族诗歌的热爱,在楚文化、岭南文化的交融、熏陶之下,柳忠秧先后写下了《楚歌》、《岭南歌》、《天下江山黄鹤楼》、《圣美大江》等诗篇。


  客居广州20余年,柳忠秧写出了《岭南歌》,从时间维度上展现了岭南千古风流的人文画卷,从空间维度上歌颂了南国气象万千的秀美河山。《岭南歌》里写了130多位岭南人物。除了实地走遍岭南大地,柳忠秧“为了写好《岭南歌》,查阅、研究了1200多万字的史料和大量的专著、典籍,包括岭南文化史、客家文化史、广府文化史、潮州文化史、广东年鉴、各类人物传记等。”


  在创作过程中,他更是精益求精:“从创作到修改历时有年,日夜呕心以赴,沥血而抒直至白发满头生。”《岭南歌》的开头“岭南大派、南天雄脉”这两句,他就反复推敲了好几个月。《岭南歌》在上海世博会广东馆首发时,有人认为“蒋中正毛泽东,兄弟并肩”不大妥当,让他改,若不改,则不能发表,但柳忠秧却坚持不改,并据理力争,终以原貌在世博会与读者相见。


  于是《岭南诗》才有如此开篇:


  岭南大派,南天雄脉:


  万里云动,春潮澎湃;


  三江并流,珠水豪迈;


  千帆东去,浪淘碧海。


  百越气象常新,五岭巍峨多彩!


  于是《岭南诗》才有如此佳句:


  国民党共产党,开天辟地。


  讲习所黄埔军,众志成城。


  陈独秀孙逸仙,国共合作。


  蒋中正毛泽东,兄弟并肩。


  “楚地是我文化之根,是我诗歌之根。”柳忠秧在不同场合都表达楚人身份。 虽客居岭南,但在诗坛,因其楚文化的血性遗传,柳忠秧有“楚狂人”的称号,而他最崇拜的古代诗人便是楚地诗人屈原与李白。 “一个活在楚文化里的现代狂人。”文化评论人周瑟瑟这样评价柳忠秧。


  作为楚人后裔,耳濡目染,柳忠秧秉承着血液中汩汩流淌的楚文化血脉,厚积狂发,忧愤而作长篇文化史诗《楚歌》,长四百四十行,凡三千零八十 字,欲“填补用史诗抒写地域文化的空白,光大和发扬楚文化”。他在诗中写道:


  夜读春秋寻大义,


  醉向伯牙觅知己,


  心怀李白笑孔丘,


  顶礼文公求正气,


  辞慕屈子追司马,


  武尊卫青霍骠骑。


  莫说唐宗怜宋祖,


  野草斜阳奈何兮!


  五千年来日月明,


  大江东去长空碧!


  《楚歌》横空出世,此诗亦作为古体诗中的大作品,被誉为“吹响古体诗复兴的号角”。“楚人柳忠秧,一曲《楚歌》动四方。”知名文学评论家李遇春评论《楚歌》:此诗怀楚人,纪楚事,发楚声,步楚体,被楚泽,楚风楚韵洋溢其外,楚灵楚魂敛聚其中,学古而不泥古,浑然本色当行。


  《楚歌》歌咏兴叹的都是与楚国楚地楚文化相关的故人往事,举凡帝王将相,才子佳人,圣贤豪杰,文人墨客,在文中联翩而至。上自炎帝神农传说时代,下迄风云变幻的近现代,既有厚重的历史感,又有强烈的现实情,充分彰显了诗人的勃勃雄心和悠悠情怀。柳忠秧其后一发不可收拾,写就不少楚文化的光芒闪耀的作品。


  为讴歌湖北人民对南水北调的贡献,感恩为此惠民工程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七十余万库区移民,柳忠秧写出了《圣美大江》;为复兴大武汉尽一份绵薄之力,他倾情挥就了《天下江山黄鹤楼》;而看到母亲河长江满目疮痍的生态,为进行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,唤起大家对长江的长久关注,柳忠秧创作了《哭长江》:


  我敬爱的慈父,我深沉的大江


  漫漫长夜里,您依旧孓然独行,孤独彷徨


  您一泻千里——五千八百米的落差


  是人世上最伟岸的挺拔


  支撑起天地间最高傲的脊梁


  我深爱着您的血性、您的担当


  我倾听着您的脉动、您的吟唱


  我歌哭着您的怒涛、您的狂放


  我怀抱了您的巍峨、您的苍茫


  为悲歌哭屈子,酒泪祭忠魂,柳忠秧创作了一曲悲天动地的楚辞体长诗《国骚》,无论何时何地,屈原是他永远的精神偶像:“屈原的诗歌的边界与深度是无穷的,因为他描写的人神鬼怪大自然是相同的,与神同吃,与鬼共眠。”“犹记得在屈原故里秭归民间端午赛诗会,柳忠秧选用民间祭祀常用的碗、碟、杯、盆等用品,作为吟唱的伴奏设备,且吟且唱,呼天抢地,气韵鬼神,将一曲《国骚》演绎得淋漓悲恸。”著名诗人、屈原后裔屈金星回忆道。这就是跨越千年的“楚使”,不断用诗篇传承千年文化的柳忠秧。


  “要么是昌耀的朋友,要么是海子的哥们,如今,不少名满天下的诗人绑着大诗人出名,自己没有名著、名篇。在一些名动天下的诗人里,名气大得很,却无立得住脚的名著、名篇,有些诗人既没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的一本名著,也没有做到像《滕王阁序》的王勃,《春江花月夜》的张若虚,出现能流传后代的名篇。”


  对着诗坛怪现象,柳忠秧滔滔不绝。而恰恰在这种背景下,柳忠秧一口气创作了《楚歌》、《岭南歌》、《圣美大江》等十几篇作品,实为诗坛一阵新风,被评论界评为名篇,在此选出《楚歌》、《岭南歌》、《天下江山黄鹤楼》、《天下洞庭天下楼》、《楚颂》、《圣美大江》、《哭长江》、《国骚》、《走吧,趁着今夜久违的月光》等十篇作品,曰为十大名篇。


  著名学者北塔点评了柳忠秧十大名篇中的《楚歌》、《岭南歌》、《天下江山黄鹤楼》、《天下洞庭天下楼》、《楚颂》等五篇诗歌。


  一、《楚歌》


  北塔点评:诗友柳忠秧乃柳河东之后裔,家族文化渊源深厚,又兼云梦泽国之子民,楚文化底蕴浓郁。《楚歌》乃“文化诗”,楚人写楚文化,得心应手。在中国,1980年代,诗人可以仅靠才华;到了1990年代,要加上生活;到了21世纪,还得加上文化。柳忠秧,或者《楚歌》的特点是文化。文化诗不好写,首先需要有文化,而中国很多诗人缺的就是文化,甚至还有人主张:不是却什么补什么,而是缺什么就毁什么——可怕的文革思维。楚人之才往往狂放,忠秧也时时语涉不轨,臧否人物不留情面。但在文化面前,他谦逊而好学,曾在大江南北游学于多家学府。几乎每次在创作大题材作品前,他都要先闭关修炼,最重要的方式是大量读书。从这首诗超量的典故和注释便可看出他的工夫之所在。文化诗更大的难处在于,才华不仅不能被文化淹没,而且还要云破月来花弄影,才华的光辉要穿透文化信息的重重包裹,让语言的花朵开放、舞蹈。最重要的是,还要在层层叠叠的文化符码中,投射自我的性格、心灵的体验。文化是骨,才华是肉,情感是血。三合一,才能成就好诗,活诗;否则,光有文化,文而不化,就是死诗甚至僵诗。《楚歌》就是这样一首活的好诗,作者凭着才情让传统文化又活了一次。


  二、《岭南歌》


  北塔点评:柳忠秧的文化诗处理得更多的是不是空而无当的宇宙文化,而是地域文化。他是楚人,又是楚地的学人,对楚文化之过去与现在有着精深的理解。同时,他又长年客居(实际上是)定居于广东,对岭南文化也有广泛的研究。而且,他以诗人的敏感,能抓住两种文化的本质特点,从而给与不同的艺术表现。


  《楚歌》行末多用“ang”音,显现了作者作为楚文化继承者的自豪和楚文化复兴者的豪迈。“七言”行式,在中国古代句法系统中,算是长的了,节奏相对舒缓甚至缓慢,调子相对沉郁甚至沉重,很符合楚文化之孟浪与悲壮,也表征着内地慢吞吞的生活节奏。《岭南歌》多用“a”音,同样是开口音,但声音很短,诗的节奏就快了起来,“四言”行式更加剧了这种快节奏。因为,这种行式,在中国古代句法系统中,算是短的了,节奏相对明快,调子相对轻松,很符合岭南文化之优游与乐观,也表征着工业化社会急促的生活节奏。


  三、《天下江山黄鹤楼》


  北塔点评:李白看了黄鹤楼,感叹说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忠秧比李白还胆大,居然在崔颢之后还要给黄鹤楼题诗;而且用的就是太白最擅长的歌行体,这不仅是在挑战崔颢,还在挑战李白!


  忠秧有一个能力让我钦佩:概括能力。他喜欢在自己的写作中利用名人资源,名人们跟某地、某物的关系有的很简单,有的很复杂,但他都能用几行诗高度概括出来。历代登临过黄鹤楼的名流非常多,他选择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,然后,进一步选取了他们最精彩最典型的登临经历或登临感慨,熔铸于自己的诗歌文本。


  四、《天下洞庭天下楼》


  北塔点评:为什么作者要在题目中用两个“天下”?忠秧继承传统,绝不仅仅继承那些美妙的词句——他是善于引用或化用古诗词中的语句的,也绝不仅仅继承那些雄浑的意境——他是善于经营或缔造仿古意境的;他最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,古代读书人的天下情怀,就是被他津津乐道的精神境界。同时也表征着此湖此楼非一地所有,而是闻名遐迩,甚乃天下公器。


  在当前中国,侏儒精神、市侩作风浸透了社会的各个层面,小家子气、圈子意识是诗坛的重要病症。忠秧的天下情怀是一付良药。


  正是因为有天下情怀,所以忠秧诗歌有大境界、大叙事、大场面。最突出的特点是气盛言宣。他的作品最能一下子打动普通人的,便是不可一世的气势。也许,这是他向毛泽东诗词学的。他也的确熟悉甚至能背诵毛作。


  《世说新语》“任诞篇”载:王孝伯言:“名士不必须奇才,但使常得无事, 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便可称名士。”王给名士开出了三个条件:1,有闲暇,2,酒量高,3,熟悉楚辞。忠秧的行状倒是基本符合这三条。我看重的不是他的名士风度,而是名士气度。


  五、《楚颂》


  北塔点评:忠秧的旧体诗显得新,新诗则显得旧,他的诗风总的来说处于新、旧之间的语言状态。


 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:如何来界定甚至命名他的诗体。他自己借用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概念“新古诗”。 我之所以说这个概念名声不佳,是因为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高举这块牌子,写出了一些不伦不类、驴头不对马嘴的作品;后来终于偃旗息鼓。


  我倒是觉得,姑且可以用“新赋”或“新新赋”来命名。忠秧的诗,尤其是像《楚颂》这样的旧体诗,至少在五个方面符合我们对“赋”这种文体特征的概括。


  1、就是上面说过的大气,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,而是两汉时期洪钟般的大赋,比如司马相如、杨雄和左思的巨制。


  2、汉赋直接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,所以后来有“辞赋”之说。忠秧的写作似乎回到了汉朝,尤其是西汉,最准确地说,是汉武帝时期,他钟情楚辞,从精气神到辞采音,受益于楚辞最多。


  3、扬雄善赋,但到晚年,他反省到:“靡丽之赋,劝百而讽一”(《法言》)。忠秧诗歌的用意也主要是在“劝”,“讽”的内容虽说不是点缀,但占的比重很小,几乎要被超量的“劝”覆没。当然,到了《哭长江》,这种思想倾向有所改观。


  4、汉大赋,由于多用"铺排"手法,形成了总揽山川、包容万象、铺张扬厉、洋洋洒洒的形态;也造成了堆砌名物、肆用典故的过度渲染的风尚。忠秧也好铺陈,也喜欢用排比句。郭小川、杨朔、刘白羽等当年写颂歌,用的也是大段大段的排比。


  5、他还继承了赋艺传统,那就是雕章琢句,他喜欢拿诗歌的语言当作雕刻作品,往往不惜时间代价,精雕细刻。扬雄对汉赋在语言层面上也有反思。在《法言?吾子》一书中,他自问自答道:“或问:‘吾子少而好赋?”曰:‘然。童子雕虫篆刻。’俄而曰:‘壮夫不为也!’”其实,笔者以为,既然我们认定诗歌乃是语言艺术,语言本身不是载体,而是文本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,那么,无论是童子,还是壮夫,都应该要掌握雕虫篆刻的技艺,用不用,用到什么程度,则是另一回事。现在很多诗歌作品号称一气呵成,其实,一次性完成的文字像一次性筷子,粗糙不堪的多,当我们用嘴念起来,很可能会拉破了我们的嘴唇。还是应该用打磨好了的筷子,能让我们比较放心地享用诗歌的美味佳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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